汶溪是我们贵州高原的一块山间盆地，这个山间盆地方圆二十余里，头东尾西，东至白市，西抵渡马。其间有着中寨、对江、三间桥三个很大的自然村落。两条小河分别从渡马和蓝田方向蜿蜒而来，会于汶溪，一路东去，注入清水江。据老人们说，“汶溪”这个地名来源于《水经注》里的一句话：“水有二源双会于一川，俗谓‘汶溪’。”我没看过《水经注》，不知那里面有没有这句话。但汶溪正是一个“水有二源双会于一川”的地方，群山环抱，二水汇流，可谓千古形胜地，天然自生成.

     汶溪是一个苗族聚居之地。康熙版《天柱县志(下卷)》载：“明洪武三十年调靖州卫后所移置汶溪寨，因名焉。”汶溪何以成为千户所?后来的《天柱县志》这样记载：“明洪武二十四年(1391‘年)，境内王汉(苗族)聚众起义，与龙里(今锦屏县属)、五开(今黎平县属)的苗侗人民起义军联合作战。明廷派楚王带兵镇压后，二十五年(1392年)迁靖州卫左千户所于天柱镇守。二十九年 (1396年)清水江沿岸苗侗群众反抗斗争又起，三十年(1397年)又移靖州后卫所设于天柱汶溪，并在远口、江东两地设巡检司进行弹压。”由此可知，此前的天柱与汶溪隶属湖广靖州，明朝廷之所以将原设于靖州的“卫左千户所’’及“卫后干户所”先后移置于天柱和汶溪，乃是为了浇灭这一地区的反抗烈火。历代统治阶级实施民族歧视政策，不时逼反民众。这样的歧视，白纸黑字地记载于我县编修于清乾隆时期的《天柱县志》，其中的“天柱县初建县治碑记”有这样的文字：“天柱古荒服地，当皇祖二十有五年，苗丑跳梁，敕命亲藩既大将军率众讨平……盖是时，苗贼猖獗……。”统治阶级素视苗人为“贼”，诬为“苗丑跳梁”，实行残酷镇压。然而血腥的武力压不住民众的反抗。后来“武备渐弛，仍前叛乱。”．杜昌炜在其《话说汶溪》一文中说：“明永乐二年(1404)，汶溪杨易生、江东杨政朝、蓝田地锁杨朝清三人联合民众造反，为镇压苗侗人民的反抗，朝廷派当时住守靖州府的武将杜海率兵 5000余名平叛。”并说“随征军官有乐书溪、姚定发等六人；……官军大获全胜。朝廷钦封杜海为平虏将军，世袭镇守汶溪。其他随征军官俱都论功行赏，留守下来。于是在(汶溪)四周大兴土木，修筑土墙，环卫建城。城内除修建了砖木衙署外，还建有玉皇阁、文昌阁、鳌鱼阁、紫金庵、东岳府、东岳庙、飞山庙等‘四阁五庙’。汶溪千户所就建在中寨，以唐家巷、杨家巷、陈家巷为主要街道。百姓按当时的习惯，每姓氏自成一寨而居。寨与寨之间有花街路相通，各寨都修有石门枋。”其实，当时的汶溪千户所还有两个练兵的教场，很大，可惜后来都开成了田，现在的汶溪人仍然把这里叫做教场坪。老人们说，曾有一时期，居住在汶溪的人多达一百个姓。这话不假，大锅饭年代，人们到处开荒，发现许多山头上都遗留着前人留下的瓦片砖头、炉堂灰烬。这足以证明，那时各个山头都住满了人家，那时的汶溪，的确是一座像模像样的山间小城。
　　但后来的汶溪衰弱了，衰弱的原因之一，是因为后来撤销了千户所。天柱旧县志载：“汶溪……官司军与天柱同。至康熙元年废绝，逃亡所存无几，归并县治。”当时天柱千户所有“镇抚十七员，额军一千二百名。”汶溪“官军与天柱同”，就是说那时驻扎在汶溪的官军也有1200名，相当于现在一个团的兵力。这和杜昌炜《话说汶溪》所说的情况虽有些出入，但基本吻合。那时杜海率 5000名官军进剿汶溪，双方激战，官军虽“大获全胜”，但杀人三千，自损八百，战死的官军肯定不少。然而，朝廷虽然在汶溪“平叛”成功，可毕竟放心不下，于是就让平虏将军杜海带着兵丁“世袭镇守汶溪”，此后形成定制，在很长时间内留有军队驻守，直“至康熙元年废绝……归并县治”。当年随着杜海来到汶溪的官军都是汉人，定居汶溪之后，被称为“军三排”，“军三排”平时为民，战时为兵，汶溪就是明代的一个屯堡。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屯兵与当地居民逐渐融合在了一起，之后便完全彻底同化为当地的少数民族了。

     天柱建县于明万历二十五年(1597)。天柱建县后，天汶二所退出历史舞台。汶溪千户所作为当时一个地方的政治、军事和经济中心，存在了整整二百年，当然很繁盛。后来不再是千户所了，自然就衰弱下来。
　　导致汶溪衰弱的另一原因是天灾人祸。《天柱县志》有这样的记载：“(明)成化十一年(1475年)，清水江沿岸苗民起义，李震、刘敷受命率师镇压，龙永福率乡勇随刘敷进至白岩塘(今白市)，被义军杀死。刘敷镇压沿江621寨，杀人无数。”汶溪东抵白市，西接渡马，坐落于白市与渡马之间，清水江沿岸621寨惨遭杀戮，与白市连在一起的汶溪何能幸免?
　　公元1855年即咸丰五年，天柱爆发了一场规模更大的农民起义，这就是姜应芳、龙海宽领导的侗苗人民大起义。这场起义起于咸丰五年，终于同治七年，时间长达13年之久，曾于同治元年(1862年)六月分兵三路杀出黔境，攻占湖南会同、黔阳、晃州、元州等14个州县，誓言“直捣京城”。那个时候，反清斗争风起云涌，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打得清王朝手忙脚乱，顾此失彼。黔东南地区不但爆发了姜应芳领导的侗苗人民起义，同时还爆发了张秀眉领导的苗族人民大起义。面对如火如荼反清斗争，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垂死挣扎，血腥镇压。天柱作为姜应芳起义的中心地区，战事尤为剧烈。清廷除派出许多正规部队入黔镇压之外，还组织许多地主团练武装参战，敌我双方不遗余力；仅是天柱县—城，义军就三占三退。战事起于天柱，而且姜应芳出征湖南之前在渡马封王拜爵，后来清廷把与太平军作战的32营湘军急调入黔，会同16营黔军计15万之众，合击姜应芳义军。渡马是姜应芳封王拜爵之地，渡马自然要惨遭血洗了。而汶溪紧邻渡马，又何能幸免于难?小时候我常听老人们传说起一个个不忍闻听的故事，说乱军冲进汶溪，见屋就烧，见人就杀。那跑不快的娃娃们，就被那些士兵用梭镖挑起来玩耍，之后开膛破肚，取出人肝烧吃。无处躲藏的人们逃进了两个大溶洞里，官军就在两个洞口面前烧起大火，还十分恶毒地在火中加入辣椒，烟火熏烧之下，洞内之人无一幸存。因汶溪战事频仍，累遭兵燹，村民纷纷迁离汶溪，其中“军三排”后人多数迁往大沟溪、北岭、炉山、坡头、干塘、烂木桥等深山老林。真是兴亦百姓苦，亡亦百姓苦。

     关于天灾，县志也有许多记载：“崇祯九年(1636年)，天柱瘟疫盛行，死者无数”。“嘉庆二年(1797年)，米贵，每斗价银八、九钱，沿江一带斗米价银一两八钱，人多饿死”。“嘉庆二十五年 (1820年)大旱，米贵，穷人无钱购买，死人甚多”。“道光元年(1821年)，秋旱，庄稼多枯死，米价昂贵，各地民众饥荒”。“同治二年 (1863年)，冬旱，牛死颇多，次年七八户共耕一牛，田荒粮缺，死人无数”。“同治七年(1868年)，天柱米贵，斗米二千余文，民众卖妻鬻子，饿死不计其数，出现人食人肉”。“同治八年(1869年)，米价持续不迭，人以草木根、观音土为食，里民四乡乞食者日以万计”。“民国十三年(1924年)，大旱50余天，庄稼枯死，全县饥荒。川军张廷光、黔军杨天爵率部入境，各勒银两一万元，城乡义谷为其食尽，百姓纷纷外出逃荒”。“民国十四年(1925年)，大旱40余天，田土龟裂，粮食无收，斗米涨价一千二百文，最高一千六百文。当年瘟疫流行，死者甚多”。——翻开历史认真品读，我们触目惊心地看到，不管是天柱还是汶溪，都是从深重的灾难中走过来的。
　　上世纪50年末60年代初的一个时期，汶溪被划为一个乡，乡政府就设在汶溪的杨家祠堂，至今那些上了些年纪的人还习惯性地把那里叫作“乡政府”。遗憾的是，建于600多年前的“四阁五庙”以及诸多文物古迹，皆已无存。我们在汶溪小学读书的时候，还看到一座仅存的城门，那古老的城门就在学校后面，是用一块块青石砌成的，上面长满了青苔杂草。我们还在学校的操场边发现两块古碑，其中一块还隐约可见“贡生董文清”几个字。董文清和杨再举都是汶溪人，是清代的贡生。据老人们说，汶溪还出过一名状元、两名探花、一名大学士。不过那都是明代以前的事，而那之前虽有“天柱”这个地名，却没有“天柱”这个县份，所以就不可能有县志，我们现在看到的县志，最早的是乾隆版。因此关于汶溪在清代或更早之前的许多历史，包括人们传说的状元探花等等，都史无记载，仅为传说而已。后来，就连那座残存的城门也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消失了，那几块古碑也都不见了踪迹。汶溪当年的繁华已彻底消失在时间的风雨中，只有那些时时出土于四周山上的残砖剩瓦，可以佐证汶溪当年的繁华。此外还有一首诗，至今还有一些人可以背诵出来。这就是清道光年间出任天柱知县的俞汝本视察汶溪后写的《咏古城》：“山城遥接小溪流，古城东南尚有楼。数百年前归柱邑，几千亩外割湖州。民安市井居仍旧，人事农桑事未休。倩得此间闲父老，为寻遗迹到村头。”从这首诗里，我们还依稀看到汶溪古城的影子。
　　不过，时间虽然使得600多年前的古城不再，物是人非，但却无法消融那铁打的江山。600多年后的汶溪，山还是那样的山，水还是那样的水。在人们的心目中，现在的汶溪仍不失为一个富庶之地、鱼米之乡。